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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dn.com聯合新聞網「教改20年 跨世代的成長選擇題」，透過小遊戲與圖表，讓讀者認識更多元的教育途徑，觀察台灣教育的走向和挑戰；並訪談了跨越20~40歲、於各領域努力的人物，他們的成長故事，或許也是你的故事。
訪談這天，颱風驚險擦過台灣，台北天氣陰雨。吳俞萱一家人開車從苗栗卓蘭山裡的全人實驗中學過來，八個月大的鄧川睡在父親鄧博允懷裡，很快就醒了，出聲打破咖啡廳裡大人們的輕聲細語。鄧川眼睛一眨也不眨，看著我很久，眼神很像他的母親。詩人兼實驗教育工作者吳俞萱也有一雙專注凝視世界的眼睛。
翁堃耀／攝影 分享 在體制教育裡長大的痛苦經驗
吳俞萱的求學經歷和一般人很像，不同的是，她從小就發現了體制的缺陷。「我幼稚園很愛講話，中午午休也霹靂啪啦一直講，老師就拿膠帶貼住我的嘴巴。」當時她只是覺得，好可惜喔不能說話了，隱隱感覺想要做自己的時候，會有更大的力量進來干擾，但越長大，她越發感覺痛苦與憤怒。
「小學的時候，我每天看著台上任何老師，心裡都在想：我以後一定不要成為你們這種人！」吳俞萱對老師的不信任，來自於她察覺到無論他們在自己的科目上多專業，都有一個很腐敗的核心，「老師們威脅如果不把某科目讀好以後就會完蛋，認為自己要教的東西最重要，卻不尊重小孩。」她說自己國中每天被數學老師打，很討厭老師們總是說「我現在打你，你以後就會感謝我」這種話。
俞萱高中念美術班，有一次畫了三、四個月即將完成的畫被偷走，老師很認真的輔導她，希望她別難過。「可是我沒有傷心呀，我在畫的過程，已經得到了快樂；我並不拘泥留著這幅畫的結果。但是老師們覺得我受傷了，硬要輔導我，卻沒問我是不是有傷。」吳俞萱受不了大人老覺得孩子是無知的，硬塞給學生東西，她覺得教育應該是學生有了疑問，主動來追尋。
「我不想去上學，但媽媽會說，大家都是這樣過的呀。」而一個普通的中學生，無法告訴母親，不和大家用同樣的方式長大的話，還能怎麼辦。
體制教育沒給我們突破框架的自信
吳俞萱後來考上成功大學中文系，研究所則念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，她常舉辦跨界藝術沙龍，各式各樣的人在看完電影、讀完詩以後，總是回到自己生命，問「那我該怎麼辦」？她認為，這是因為我們從沒試過用自己的力量「長」看看，成年以後，面對「卡住」的困境，只能順著眾人的路往前，不曉得如何反抗、突破框架。
翁堃耀／攝影 分享 她到學校演講的時候，常常不特別準備內容，而是開放讓學生問任何問題，很快的就會有人舉手問：「我想要做什麼什麼，可是爸媽不支持我，怎麼辦？」說著眼淚就掉了。「我好常聽到這樣的狀況哦……」俞萱回想，語氣裡有理解的心疼。
從上一代到下一代，受到體制教育的大人有同一個期待，受到體制教育的小孩也同樣「被期待」，無論老師對學生、父母對兒女，都被框在裡頭，害怕長得偏離軌道，害怕無法回應期待。但吳俞萱覺得，真正的「回應」是我們沒有上對下的不對等關係，而是兩個獨立的個體，我們知道彼此的差異，可以互相理解、共處，自己做決定，對自己負責。
「如果你發覺生活有哪裡不對勁，其實我們永遠都可以重新選擇、可以去開創自己的環境。傳統教育讓我們習慣乖乖照著走，害怕自由，因為自由是要負起責任的。」這所學校很自由——這其實是更大的責任
吳俞萱在九年前無意間發現全人實驗中學，這是一所真正以學生為主體的學校，支持學生做任何事，也不審判什麼都沒做的孩子，孩子的自由、嘗試與犯錯被所有人祝福，他們可以自由選課，也能在課堂中離開。有些看重「尊嚴」的老師會很不適應，但吳俞萱認為，「學生因為一定是自己很想學才會待在教室裡，所以指定的作業就變成他們自己很想做的事。老師給的是學生想要的，我們才能一起共學。比如我的文學課，今天回去要把指定的小說讀完，寫一篇千字心得，我也會寫一篇。我會拿出我的十分、你也要拿出你的十分，然後我們一起練功切磋。」
這和她以往受教育的經驗很不一樣。「我們常形容這裡的學生像是在玻璃房間裡，他在一個人隔絕自處的時候，也可以隨時觀察世界，在想要的時候走出房間、連結世界。」儘管自學、共學風氣漸盛，吳俞萱仍覺得，這樣的學校所塑造的環境，是孩子獨自學習難以獲得的寶貴經驗。因為沒有框架，學生可以試得很遠，用自己的力量成長過，就有自信去面對任何困難；他們在這裡被尊重，出了學校也會用同樣的態度，去包容別人的錯誤和決定。
「很多事情往下想，會發現，我們在乎的只是一個表面的形式，而不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東西。全人的自由，是對自己負責，這其實是更大的責任。」吳俞萱指出，從體制裡長大的我們，其實都很會逃避責任，我們知道如何說謊去逃過責罵，以用來保留我們自己的一點點自由，而這樣的「不真誠」正是引發許多社會問題的因素。「如果我們和他人的連結是斷裂的，我們只會想著顧好自己。」
教出對生命熱情的畢業生
翁堃耀／攝影 分享 全人所教的東西和其他學校不同，吳俞萱曾經很擔心學生們的未來，但後來他們卻讓她非常驚訝。吳俞萱離開學校、移居池上後，第一個遇到的學生，以前什麼課都不上、只想一直騎腳踏車，「我那時候常覺得很奇怪，怎麼有人可以一直騎腳踏車？」他改裝老校車，載著幾個女生來池上找吳俞萱，在從台中到台東的路上，車牌掉了，但學生看了監視器、請警察幫忙，半小時就處理完這件事，繼續移動。「其實這個就是學習很珍貴的東西呀，我們離開學校以後，要學會的也不過就是怎麼面對生活上的難關。」
這個熱愛騎腳踏車、六年都不讀書的孩子，後來努力考上了大學機械系，一邊讀書一邊在車廠當修車工人。他每天都很興奮，鑽在車子下，處理複雜的管線、研究每一輛車的問題。「他根本不是在想職業，他在想這是我喜歡的東西。」
後來俞萱還遇到另一個男孩，他在全人中學整天只讀英文，後來到花蓮打工換宿，他說自己每天睡不著，總是在想「我是誰」。他發現，自己身上喜歡的和不喜歡的特質，是混在一起的，它們構成了他。「
這些生命知識都是他們自己摸索出來的，而且他們熱愛生活，對生命充滿好奇。我覺得，這就是學校應該培養出來的特質。我被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說服了，原來它是一個好學校。」
吳俞萱不在全人中學的日子，把自己活成「行動的學校」，透過計畫申請等方式教書，「我非常討厭教到乖寶寶，他們對我畢恭畢敬，把我當老師，講起話來就很無聊。」嘴上說是討厭，其實是不忍乖寶寶誤以為自己比較優越，真相卻只是被打壓慣了、習於順從，「沒有人天生就乖！」她喜歡讓體制學校頭痛的小孩，這些別人眼中抽菸喝酒、翹課飆車、跳八家將的「壞」小孩，才是真的有創造力、有生命力的人，「他們沒有輕易被改造，他們的內在有一個很頑強的東西。」她會跟著他們探索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世界，比如跟著原住民孩子認識他們的文化。
教育不是職業訓練，而是學會生活
身為一個母親，吳俞萱也完全任孩子自由生長，不訓練小孩在什麼時候起床、喝奶，不捏塑他配合自己的生活節奏，「所以我就過得很慘，完全配合他長大。我的底線很寬，我見過很多小孩成長的方式，也知道他們可能會面對的問題，但我可以等他自己去做各種探險，」孩子起床的時候，她會陪著他，給孩子冒險的底氣，「我常告訴鄧川，希望你讓我害怕，給我驚喜。」
翁堃耀／攝影 分享 這麼「野」的吳俞萱，為什麼會想走入婚姻？「那時候很奇怪，」她說她也覺得婚姻是多餘的，但當下就是覺得非得這麼做，「你不知道那份愛，還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命名，你不知道能怎麼說明那就是你最大的賭注了，所以只好用一個最爛的、可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方式。你無法確保、也不忍心要對方確保這是一輩子的，但我們把這個公約帶著一起走。我不相信結婚證書，但我們的感情，也許會讓婚姻的意義更好。」
吳俞萱和先生在全人中學相遇，中間他們一起離開苗栗，住到台東池上專心戀愛與生活，也在寶藏巖、世界各地停留過，今年才重新回到全人中學。「我們決定要待在一起。我們先決定了生活的方式，才去找相應的工作。」在鄉下生活的期間沒什麼收入，卻讓她更確信，
如果教育只是要讓學生能夠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，其實非常容易，「我們應該專注於讓學生學會面對生活與生活的難題，思考問題、解決問題。」生活與人有關，老師如何對待學生、人如何對待彼此，原來是一切的根本。人與人相遇的時候，教育就發生。
【教改專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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